转】汉诗宣言

康桥水岸

      在世界文明史中，各个民族竞相展示智慧风采，奇峰凸起，气象万千。但是“玉白无瑕”者并不多见，许多伟大的成就，同时伴随着惊人的副作用，中国古诗词却是少数例外的“梅苑奇葩”。中国古诗词是汉诗的正宗。它给人以美、幽、雅、奇、深、哲、惊的感受，回肠荡气，美不胜收，余味绵长，受用终生，荫泽万代。只是近代以来，由于思想冲突，认识不足，使这一人类文化瑰宝倍受冷落，实为中华民族之巨大遗憾，也使人类文明蒙受巨大损失。
        汉诗从诗经成体系，到唐宋成为世界文化奇观，一直到清代；虽然朝代多次更迭，但始终是中国诗歌的主流。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必然有其不可违背的内在原因。我认为，汉诗在汉语言、汉文字，这一世界独一无二的人类交流工具背景下，主要表现了出以下三美：
        一、内容美：1、意境美。 汉诗表现力极强，许多时候，一字吟“安”，顿时能够产生“画龙点睛、柳暗花明、百媚皆生、茅塞顿开、千里穷目”的效果。这是世界上其它任何语言文字无法比肩的。所以汉诗，往往寥寥几字，便具有极其丰富的 “哲理性、形象性、情感性”的综合效应，让人感慨万千，回味终生；而且能够老少咸宜，古今同叹，中外皆惊。2、形象生动。无论是窈窕淑女、相鼠有皮，还是长河落日、千里婵娟，都具体、真实、感人，可触、可视、可嗅、可思。3、情感强烈、哲理深邃。这二点是世界优秀诗歌的共性。但是，汉诗能用如此简明的文字，普遍性地表现出或强烈情感、或深刻哲理、或哲理和情感并重，却是独树一帜的。
        二、听觉美：汉诗主流押韵，其中许多类型直接就是曲歌的词，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在声音上给人以巨大的美的享受，这也是是世界上其它任何语言的诗歌无法相比的。
        三、视觉美：汉诗常见的形式是每行三、四、五、六、七字。长短句，各段各行字数也都是有规律性地变化。这种外在的形式符合自然法则。大自然中的生物，分动物和植物，二者之间区别十分明显。比如树有根、干、枝、叶，所有的树基本都是如此，但这绝不影响其丰富多彩性；人都有双腿、双手、躯干和头，这同样也未影响人的性格迥异。如果有人不信这个邪，非要生出许多根来，以示个性，恐怕就会成为笑柄。西洋诗歌，由于各个单词组成的字母多少不同，即便同样多的词所写成的诗句，也很难排列得如此整齐。所以汉诗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长短句之规律性的简洁的外在美，也是世界诗歌中罕见的。
        中国是诗的王国。诗是人类的灵魂，是文化的精髓。民族振兴，首先要文化振兴。文化振兴，经济才能真正振兴。而文化振兴，首先要诗歌振兴！这个话题看上去比较沉重，但是诗歌确实具备这种功能。我们大赞诗歌的美、诗歌的怡情养性，也应该充分运用它的共有功能。
        大家都知道，近代自然科学又叫实验科学，产生的起因是文艺复兴，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同时，文艺复兴也促进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人文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就是此时真正形成了体系。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促使了人的觉醒，让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社会的进步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称得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讲，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
        文艺复兴的最早起因是艺术，其中首开先河的就是诗歌。但丁是文艺复兴的先驱，《神曲》中虽然还保留着灵魂不灭和来世的观念，但是作品通过对地狱、炼狱、天堂中人物的描写，展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画面，它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谴责，对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颂，带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恩格斯称他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近代绘画的奠基者乔托，第一个改变中世纪绘画简单和呆板的传统，初步运用透视、素描写实技巧，创造出具有现实感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活泼的生活画面，使绘画向现实主义迈进一大步。彼特拉克、薄伽丘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彼特拉克孜孜不倦地搜集古代抄本和文献，最早用人文主义的观点诠释和阐述古典著作，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莎士比亚是英国杰出的戏剧家。在他的创作早期，写了大量的喜剧和历史剧。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赞美友谊及爱情、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封建束缚和神权桎梏等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原则是莎翁喜剧创作的主题；谴责暴君和封建贵族、歌颂贤明君主、同情人民，是他的历史剧的主题思想。莎士比亚后期创作的四大悲剧，代表了其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剧中主人公的性格被注入了人文主义的理想，他们的悲剧结局，说明恶势力的强大和人文主义的软弱，莎翁用生动的语言塑造了鲜明的舞台形象，广泛深刻地描写了当时的英国社会。他的剧作，不仅在欧洲的文坛上享有崇高声誉，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珍品。拉伯雷是法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充分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以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君主巨人的形象，歌颂“人”的力量。他笔下的三代巨人都是充满自豪、自信和幸福感的人。他们体格健美，性情豪爽，头脑聪明，知识丰富，象征着处在上升时期产业人士的蓬勃乐观情绪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觉醒意识。《巨人传》通过幽默滑稽的故事大胆地嘲笑了僧侣的无知，激烈抨击教会的罪恶，成为批判性和讽刺性极强的文学作品。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作品通过堂吉诃德的游侠史，广泛展示了西班牙的现实生活；通过堂吉诃德的悲剧，否定了骑士制度、骑士道德以及骑士文学；还尖锐地批评贵族的残暴专横、荒淫无耻和虚伪狡诈，歌颂了西班牙人民渴望自由、追求真理、反抗压迫的崇高品质。这些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艺术是从一般感性，上升到更高的感性，甚至把理性也转化为感性。大多数科学的重大成果，最初也是出于感性，然后才进入理性。艺术的这种更高的感性，具有怡情、养性、启智、励志的作用，文艺复兴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艺术对人和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哲学和科学的发展，都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甚至先导性的正面效果。
        对中国诗歌而言，要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也要进行一次复兴，即走汉诗之路。因为中国诗歌是用汉语写作，汉字的表达力之特长，是制胜法宝。如果我们由于认识的狭隘，认为自由就是一切，否定汉诗之超绝美，因噎废食、扬短避长，是十分愚蠢的。从诗歌特征上讲，白话，不是诗；因为它和口水几乎是同义词。自由，不是诗；因为诗几乎是让每一个字都包含着巨大的情感、动人形象、深刻的哲理，这是第一特征，即诗性，绝对不可以随便写。但是，诗可以表现的很白话、很自由，只是它首先必须具有诗性，而不是相反。新诗这头以白话和自由为爆发点和突破方向的艺术怪物，应当寿终正寝了——以白话和自由为标志性特征的东西，根本不是诗歌。这并不是在否定那些优秀的白话诗和自由诗，它们和所有真正的诗歌一样，第一特征都是诗。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格律体诗，主要有三类：歌颂美、称赞友谊、赞美爱情——诗性极足；惠特曼的自由体诗，虽然没有固定的音节和韵脚，但是他的诗歌自身的韵律和节奏，就象起伏连绵的山峰一样自然有致——诗性十足。也就是说我们要否定的不是某些诗的白话和自由的第二特征，而是要否定非诗性的中国新诗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讲，诗就是诗；它的基本特性就是“几乎是让每一个字都包含着巨大的情感、动人的形象、深刻的哲理”，根本没有古、今、中、外、新、旧、白话、文言、自由、严谨的实质区别，这些区别全是附带性的第二特征的差异。这类差异只对纯理论性的诗歌分类有用处，对诗歌创作毫无实际意义。特别是从非诗方向提出某种新的诗歌概念，肯定是荒谬的，肯定会使诗歌创作误入歧途。事实胜于雄辩：请看一看现在新诗的正宗传人的“口水化、散文化、垃圾化”主张及创作实践，就一目了然了。新诗中的格律派和神圣派不是以自由和白话为标志的新诗的正宗，因为它们既不自由也非口水化，而且它们也完全没有资格在汉语文学中自成一派。格律派的格律，远不及古诗词的格律正规缜密，更不及古诗词的格律符合汉语的特点，何劳诸位“大仙”再在格律上多此一举；神圣派的神圣，远不及自由的古风乐府豪迈神圣，何劳再另起炉灶、画蛇添足，只要虚心认学即可。更何况格律体新诗偏偏又不肯放弃“白话”的前提这个非诗方向——在非诗的基础上再加种种限制，更是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人说：“我国五四以前的诗歌主要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诗歌，仅仅有少数用口语写作的诗歌，只是特例。”但是，他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深处：几乎所有流传的古诗词名句都是“口语派”，当然这全是诗化了的口语，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白话——不易懂，如何流传；不流传，如何称为名句——历史已经为中国诗歌，做出了诗化了的口语化的选择，晚辈也只须顺应这种趋势，在古诗词的丰富底蕴中挖掘和发展，就能使中国诗歌达到比唐诗宋词更高的水平，何劳诸位“大仙”从国外请来自由和白话的非诗之神来“扰乱诗纲”？由此看来，新诗中只有“口水化、散文化、垃圾化”派别真正可以自成一派，是前无古人的，只可惜他们是 “非诗派”，即不是诗歌，而且直接就可以为其下结论，它们也必然会“后无来者”，真可谓“空前绝后”。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新诗在中国诗坛皆无立锥之地。新诗概念的出现，是给视诗坛为圣坛的中国文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是这种荒谬，使中国诗歌从“一国之艺”几乎到了“一国之弃”的地步。我认为，诗歌如果用汉语写作就称之为汉诗，用蒙语写作就称之为蒙诗，用藏语写作就称之为藏诗，是理所当然的。汉诗和其它诗歌的区别就是单个汉字比其它语言的单词，更加精练形象，具有更强烈的表现力和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古代汉诗被称为世界一流水平诗歌的根本理由，也是我们现代写汉诗的人，首先要继承和发扬的关键之处。历史是无情的，数千年来汉诗发展的符合规律的成功之路，将是任何因素都无法长时间干扰的，世界诗歌史必然对此给予充分证明。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古汉诗也不例外，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平仄定律，极大地束缚了作者的手脚，但这仅仅是改进的问题，决不是否定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把汉诗发展为《汉词》、《散词》和狭义的《汉诗》三种。广义的汉诗，应当包括古诗词、现代人创作的严谨的古诗词体诗歌、具有古诗词风格的诗歌和诗的第一特征十分明显的自由和白话体诗歌。我所提倡的《汉词》、《散词》和狭义的《汉诗》，就是属于现代人创作的 “发挥汉字更加精练形象，具有更强烈的表现力和丰富的内涵”风格的诗歌，也就是后面的两种诗歌，其根本标志就是要充分发挥汉字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使诗性达到最高状态，绝不是白话和自由。这种诗歌的创作，极大地扩展了汉诗表现的灵活性、容量和形式，大大减小了汉诗的创作难度，只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1、意境：汉诗、汉词和散词，必须有意境，具有“哲理性、形象性、情感性”的诗性特征；最大限度地发挥汉字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但不用生僻字词；既有现代感，又有诗经、唐诗、宋词的风韵。
        2、韵：不拘平仄。双行句末有韵，首行句末也可入韵。诗韵顺口即可，不必过严。
        3、字数：每行二、三、四、五、六、七、八字均可。《汉诗》整首每行字数统一，分段与否皆可；《汉词》整首分段，各段各行字数有规律性地变化，词牌名有无皆可；节奏以朗朗上口、有抑扬顿挫感为标准，不作硬性规定。《汉词》还可再进一步放宽限制：分段和每行的字数变化规律也可以适当的放开，以扩大汉词表现的容量和自由度，称之为《散词》，即介于散文和汉诗之间的一种诗体，从外表上看十分象自由体新诗，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是，《散词》讲究发挥每个汉字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即发挥汉字的“单兵作战”能力，同时每行最好不要超过十二个字，韵也还是必要的。
        总之，汉诗的写作要求，以诗性的“意境”包括汉字的特性为核心内容，“韵”和“字数”是必要的表象，三点足矣。每首每行字数统一的称为《汉诗》；每首各段各行字数有规律性变化的称为《汉词》，其中对各段各行字数规律性变化限制不严的，称为《散词》。这种称谓更利于对古代汉诗的继承和发扬。汉诗的作者如果在作品的前面加上诗名或词牌名，比如“七律”、“念奴娇”等等，就请严格遵守古诗词的格律要求进行创作。
        汉诗仅就形式而言，诗可以分为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古诗等，词可以分为汉词、散词和古词三种。喜欢自由体诗的朋友，如果用汉语写作，我建议把散词当作归依。因为它丝毫不影响诗歌的自由和白话表征，更可以约束创作必须注重诗性的追求。
        当前，诗歌界对汉诗有一定的误解。一是认为提倡写汉诗就是复古。其实这是概念混淆。正如前面所讲，诗歌以意境高、美为标准，并不是以今和古为标准，再新的诗歌形式，只要不高、不美，就是垃圾，更何况非诗的东西。二是认为汉诗是用文言文写诗，难写、难懂。其实这是自己吓唬自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诗经和唐诗的句子，谁人不懂？在此我为汉诗强烈正名：汉诗不仅不能同文言文同日而语，而且它是白话文开山鼻祖；无数汉诗名句，都是中国口语文字的最早典范，当然这仅仅是就诗歌的第二特征而言，中国诗歌要更加易懂，古代汉诗中其实不乏榜样。三是认为古汉诗已经是最高境界，无法发展，谁斗胆写汉诗，谁就是自找难看。其实这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诗歌是以人的认识和文化水平为依据，随着人类思想、文化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更高水平的认识成果，诗歌作者只要抓住了这种成果，就必然产生更高水平的诗歌。就象世界上有珠穆朗玛峰这座最高山，并不影响泰山的成名，而且后者更具有人文特色，是人类在文化上更需要的东西。
        诗人们都承认“诗言志”，可是为什么古今中外许多大家，都又先后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比如白居易指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严羽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为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莎士比亚称他的诗的全部主题就是“真善美”。海德格尔说：“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无论严羽的“入神”，还是莎翁的“真善美”，及其它提法，皆不同于“言志”，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诗言志”和“诗歌是语言的精华一样”，很宏观，对诗歌作者而言，很难由此对创作进行操作性指导，所以他们纷纷进行诗性的可操作性探讨，由此推出“入神”、“真善美”等等观点。我研究了许多古今中外的诗歌佳作，寻找到一种新的共同的诗性特征，即“几乎是让每一个字都包含着巨大的情感、动人的形象、深刻的哲理”，也完全是出于这样一种用意。实践证明，这种诗性论，对我的创作十分见效，将其用于汉诗、汉词、散词及其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诗歌的创作，左右逢源，效果极佳。诗歌作者，只要真正领悟到了诗性，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在所有诗歌形式中自由飞翔。凡是以熟悉某种形式为理由，把创作限定在单一诗歌类型中，除此之外便“不会写诗”的诗人，实际上是未掌握诗性，还在诗歌的门槛之外“梦游”。所以我把诗性提出来与诸位诗友共享。通过创作实践证明，这一诗性论的正确性，应当没有问题。通观世界诗歌创作成就，国外诗歌，具诗歌三性之一“巨大的情感”者居多；中国古诗词，具诗歌三性之二“巨大的情感”、“动人的形象”者居多；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诗歌，诗歌三性皆具者，才为最上乘之作。我十分清楚“几乎是让每一个字都包含着巨大的情感、动人形象、深刻的哲理”的诗观性，是无法真正做到的最高标准。之所以仍然把它提出来，是为了 “法乎上，得乎中”，以免“法乎中，得乎下；法乎下，得乎无”。退而求其次，写出来的东西只要达到每一句具有“动人形象、巨大的情感”，每一首具有“深刻的哲理”，即可成为不错的诗歌，起码不会写出“非诗”的东西。对诗性扩大范围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也好、艺术也好、哲学也好，在它们的核心深处，都有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灵魂。只要抓住了这个灵魂，政治成果里面会包含着艺术和哲学的魅力，同样，成功的艺术作品里面，会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深奥的哲学韵味，同时这种政治观点和哲学韵味决不会影响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性。评价诗歌如果过分强调政治性和社会性，或者说某某作品是“近百年来新诗创作的里程碑”，其实不会收到赞扬的效果，这种做法无疑于“井底之蛙”。因为诗歌评价，只有从古今中外的大视野进行才是比较客观的，只有从诗性入手才不会被其纷纭繁杂外部特征搞得不知所措；诗歌创作，只有在古今中外诗歌最顶峰寻求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突破。
        我国所谓的“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则恰恰相反，是在放弃世界一流水平的汉诗高峰后，又从近乎“杭育杭育”的最原始语言状态开始了可笑的“创新”，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终于使中国诗歌在数千年之后又一次达到了《诗经》前水平。新诗形成阶段是1930－1940年代，之所以在最原始语言状态之前用了“近乎”的定语，是因为新诗的起源是西方诗歌及其诗歌理论，似乎高于“杭育杭育”。胡适的新诗学“宣言”，是《尝试集》里有一首《关不住了》译诗，译自美国女诗人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徐志摩的诗集《猛虎集》，书名来自本书中的一首诗，那也是一首译诗，译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The  Tyzre。李金发也喜欢把翻译的法国诗收入诗集里，作为对他自己的象征派诗作的佐证或者说明，他自己的创作有时也引一段法文诗在前头，或者插入诗中。五四以来，译诗亦一直是一种寻觅形式借鉴诗体的手段。新诗人完全放弃了中国古诗词的表达方式，希望参照西方模式，得到启迪去寻觅诗体。闻一多、徐志摩、陆志苇、朱湘、孙大雨等人，都参照过西方诗格律；卞之琳译诗后记往往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押韵格律问题，他的用意也是希望新诗的作者和读者以西方诗的格律作为规范。（本段上述文字中，参考了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所•梁秉钧先生关于新诗形成时期译诗的资料）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诗歌的优秀性，但是五四新诗最大的方向性错误是主要接受了西方诗歌第二特征：自由和白话，而忽视、弱化了诗歌的根本特征。激情不一定全部都是真理，冲动也不完全等于艺术。尽管后来一部分新诗作者，在自己的诗歌实践中注意吸收了中国古诗词许多精华，甚至在西方格律诗的基础上尝试形成中国诗歌的新格律，不过新诗的突破方向或者说新诗之本是西诗的自由和白话，汉诗之本是汉字精练形象和强烈的表现力及丰富的内涵，以西诗之表为本吸收汉诗的精华和以汉诗为本吸收西诗的精华，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诗歌作为汉语言汉文字基础上的艺术形式，可以吸收借鉴所有优秀艺术的长处，比如我提出的《散词》，其实就是在汉诗的基础上，吸收的自由诗“自由”的特点。但是，如果用汉语写作的诗歌，其基础就脱离了汉语的特点，而且不知诗歌基本特征是何物，舍本求末，无论如何都是十分荒谬的。之所以说新诗是在最原始的语言状态的可笑“创新”，看看新诗的开山鼻祖胡适诗性观就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这句话，至今仍然是许多新诗作者的基本指导理念。这种诗性观和“杭育杭育”有何区别。新诗的个别极端维护者，甚至公然指出“中国古诗词是汉诗的正宗。过去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可见认识偏激到了何种程度。更有甚者有人以新诗是“约定俗成”为理由，为新诗的荒谬辩解。就象一个杀人犯，难道他能够因为杀人成为既定事实就可以“合法”地继续杀人吗？新诗的白话和自由的错误导向，正在继续惨杀中国诗歌，任何有学术良知的诗歌参与者，怎么能够容忍一个根本不成立的荒谬概念继续再横行霸道、滥杀无辜呢？更何况即便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不符合历史规律，遭到淘汰也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这也是一种约定俗成。以自由和白话为根本标志的新诗概念必须彻底予以否定，中国诗歌才能走上正确的诗性道路，才能拨开迷雾、重见天日。
        艺术的形式，由内容决定，所以没有必要硬性规定。只是通过汉语言汉文字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及其艺术，就其诗歌形式而言，也完全是自然形成——通过数千年的优胜劣汰、千锤百炼而形成了最优模式，晚辈首先要继承，然后才谈得上发展。“词”在古人看来，是“诗余”，多少有点不情愿称之为诗的味道。汉赋，我们看来已经十分具有诗味了，比现在的许多被称为“诗”的东西，不知道要更加诗化了成百上千倍，但古人仍不承认它们是诗。可见在中国，诗之门槛是十分高的，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随便登上诗的圣坛的。所以我借鉴许多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新的“汉诗”“汉词”“散词”的汉诗创作方式，意在使有写诗传统的中华民族大众，抓住汉诗的精髓，抓住诗歌根本特性，了解汉诗，支持汉诗，更要拿起笔来写作汉诗。关键性地指出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汉字特长，就是为了使我们的诗歌爱好者的创作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唐宋水平。汉诗、汉词和散词，有较大写作自由度，有利于诗歌普及和繁荣，提高整个民族的素养；整个民族的素养提高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则顺理成章。回归到诗歌原题，为汉诗下一个定义就是：汉诗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汉字表现力特长和体现汉字丰富内涵的诗歌，其中包括所有诗歌必备的意境、言志、抒情、形式等要素。只要发挥好每个汉字表现力和丰富内涵，写出的诗歌，不管形式上相对严谨还是相对自由，自然而然就会具有诗经、唐诗、宋词的风韵，当然也可以具有自由和白话风格，这是我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参看本文附后的我的汉诗理论验证作品）。用汉语写作的诗歌强调汉字更加精练形象、具有更强烈的表现力和丰富的内涵，是古今汉诗之所以被称为汉诗的根本理由。当然，个人爱好是自由的，谁也无法强迫任何人。只是世界上做任何事情，方向选择最为主要，方向不对，用力越大、速度越快，离目标反而会越远——新诗正宗传人的口水化、垃圾及下半身现象，就是最佳证明。我主要是担心：许多使用汉语、为诗歌艺术披肝沥胆的仁人志士，由于一念之差，枉费一生心血，而无法达到理想的彼岸。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文化的重大损失——最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这早已是路人皆知的共识。但是这样的基本常识，在诗歌界却变得概念模糊，甚至受到排斥，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好比一个冲动过度的孩子，手持祖传的国宝瓷器，当众摔碎，还自鸣得意，自以为是天大的“义举”。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跆拳道古称跆跟、花郎道，是起源于古代朝鲜的民间武艺。韩国和朝鲜并没有因为跆拳道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中国武术和日本武道而将其改变为中国武术或其它什么东西。他们始终坚持自己民族防身术中的精华部分，终于使跆拳道成为世界竞技体育中的一个大放异彩的项目，成为民族的骄傲。其实跆拳道只是近几年才在世界上崭露头角，而汉诗在世界上产生巨大轰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现在仍然有众多的国外专家学者，数百年如一日，代代不息，研究汉诗，惊叹汉诗，甚至创作、传扬着汉诗。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这种“自我了断”——自杀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更何况抓住了汉字的特点和诗歌的第一特征即诗性，才真正有利于汉诗第二特征的丰富性，才真正有利于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古代汉诗在世界诗坛的第一流的位置已经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无可辩驳的证明。用汉语创作的诗歌，肯定会百花齐放，汉诗绝不是一种风格流派孤芳自赏只能固步自封，唯我独尊。它可以具有古典特色、白话特色、豆腐干特色、长短句特色等等。但是，认为自由和白话是诗歌突破的根本方向，除了近代中国，在古今中外的诗歌史和创作实践中，就是在以后的中国诗歌史中，恐怕都会成为笑柄，成为世界诗歌史上最荒唐幼稚的“创举”。
        民族的振兴，呼唤着文化推力的注入。诗坛的现状不足以满足这种呼唤。能不能满足这种呼唤的标志就是，在一定诗歌理论的指导下，诗歌创作是否出现了触及人类灵魂，促进社会发展艺术高峰——达到甚至超过唐宋诗歌高峰。现代新诗理论及其诗歌创作诞生近百年来，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事实证明了它们不足以支撑和导致中国诗歌艺术巅峰的出现。正如毛泽东所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诗刊》1978年1月号）。我认为这是因为新诗的基点是西方某些诗歌的第二特征，过于注重白话和自由，属于根本性错误，无法发挥汉字的巨大表现力和丰富内涵的作用。如果新诗创作要想产生重大突破，冲击唐宋高峰，就必须重新树立诗歌的第一特征，就必须注入汉字的独特表现力和丰富内涵，而这种树立和注入必将使新诗彻底脱胎换骨、改变基因，成为汉诗。如果绕了十万八千里，仍回到了原点，我们为何不明智的就直接站在原点呢！然而，新诗的理论和创作至今仍然制约着中国诗坛，把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并且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汉诗排斥在角落里。民族复兴要求诗歌复兴，而诗歌复兴，就必须对现状有所突破。所以我提出《汉诗宣言》，以满腔热血呼唤中国诗歌高峰的出现。世界诗坛也因缺少了汉诗高峰而逊色了太多太多。中国诗歌是用汉语写作的，要再次出现艺术高峰，在世界一流水平的古代汉诗的基础上，再有所建树、突破是最佳选择，而且是从理论和逻辑上最有可能实现的选择。
        中国人只要不是文盲，有谁不会背诵几首唐诗。中国人不缺诗才诗情，七六年周恩来逝世，一夜之间华夏大地就“冒”出了千千万万个诗人，写出了许多动人的诗篇。数千年优秀文化，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使中国人都具有诗人的潜质。历史事实证明，只要能够找到激发点，形成一种大的文化氛围——就像唐朝一样，使汉诗成为“一国之艺”，大多数中国民众，都有能力成为诗人。我写这篇《汉诗宣言》的目的，就是想产生一个激发点，抛砖引玉，使中国再现“诗的王国”风采。通过众人用“诗的特殊感悟”，即用“诗歌灵感”产生对“真实”的“不需理解、不需注解、更没有必要忐忑不安”直接感受，发挥出诗歌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先导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
        龙的传人、中华民族的子孙们，让我们坦然地接过先祖传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充分利用汉诗的“三美”及其汉字的表现特效，把功夫用在提高思想境界和文字功力上，吸收一切艺术形式的精华，创造出无愧于祖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子孙的诗歌精品，让汉诗这颗世界文化皇冠上的璀璨明珠，永远放出夺目的光彩。
有诗为叹：
《汉诗》
星采灿烂，
花取香瓣。
云注变换，
山集雄健。
海现无边，
鸟送哀怨。
合铸明珠，
万古璀璨。
词绝律联，
骚体四言。
李杜苏陆，
曹植屈原。
炎黄子孙，
披肝沥胆。
惊涛拍岸，
春绿江南。
大漠孤烟，
千里婵娟。
一吟双泪，
斗酒百篇。
忧国忧民，
问地问天。
气冲霄汉，
心弦震断。
文学桃潭，
精神九天。
世界文明，
开山金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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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达惠

拜读！学习！

把栏杆拍扁

问好康桥板板{:soso_e113:}

康桥水岸

谢谢，以后多向论坛文学版的版主们，多多的学习写作知识才行，{:soso_e183:}